百万产品经理下神坛:传声筒工具人,难成“张小龙”
采写/王红霞
编辑/陈纪英
产品经理一度站在了神坛之上。在乔布斯、马化腾、张小龙等产品大神的光环之下,它代表着一条改变世界的通道,一种“只要我有想法,就能创造出什么”的掌控感。
“时势造英雄”,产品经理的兴起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热潮,大批年轻人疯狂涌入,一本名为《人人都是产品经理》的入门指南,也变成了畅销书。
但这本书出版六年后,作者苏杰却心灰意冷的表示,“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很可能变成打字员那样的工种,越来越不重要,甚至消失”。
兴于此,衰于此,当急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,已经从增量切换到存量时代,产品经理的职位缺口也在大量缩减。
互联网招聘平台拉勾提供的数据显示,受大厂裁员影响,2021年Q4产品经理需求同比大幅回缩51.4%。同期,互联网对5-10年及10年以上的资深产品经理需求,同比上涨了3.7%。
要么升级,要么转型,庞大的产品经理群体,走到了十字路口。
其实,产品经理从来不该被神化,不少怀抱浪漫投身其中的产品人,可能都会经历梦碎时刻,毕竟,琐碎的BUG常存,神奇的光环罕见,在理想感召下入场,亲历高度内卷,才是主流产品人面对的真实现状。
有些产品人已经打算出走,有人仍想创造点什么,有人已经转行,有人还在迷茫中焦灼。
我们采访了六位产品经理,得以窥见这条赛道上的水深火热。
两头受气的传声筒与夹心层
早上九点半,某大厂产品经理李诚卡着点急匆匆赶到工位上,就收到了部门Leader的约谈。
他推开会议室的门,发现同坐的还有HR。Leader满脸客套地假笑着,却一言不发,示意HR开场告知裁员。
这是2019年底,新一轮互联网寒潮刚刚到来不久。李诚是部门里被裁掉的第二个人。但他并不惶恐,甚至对此期盼已久,“拿着补偿离场挺好的”。
过去一年里,部门Leader唯大老板是从,以“KPI”为指挥棒,而非产品价值和用户导向,怀抱着产品经理理想的李诚,已经“没法再和Leader共事了”。
他猜测,越来越“难以驯服”的自己,早已成为了Leader的“眼中钉”。
三个月前的一次周会上,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,双方都“口不择言”,拍上桌子。
李诚抛出了积攒已久的怨气,“你做产品就是为了跪舔大老板的KPI?你为用户和商户着想了吗?!”
Leader梗着脖子质问他,“你的意思是,产品部所有人做的事都没有任何价值吗?!”
李诚一时语塞,会后他和好友痛诉,“他没法用逻辑说过我,竟然用道德制高点来压我!”
这一次交锋后,李诚彻底心累了,在之后的产品争议中,他选择了消极应对,“做一个唯Leader是从的工具人”。
其实,李诚并不期望一切都要按他的想法来,好的争论能带来成长,但是,当争论涉及到价值观底线时,KPI似乎就成为了唯一正确的“答案”。
尽管不认可Leader的价值观,但其实,他也理解Leader的苦衷。
李诚身在大厂边缘部门。最近几年,部门一直在调整业务方向,但产出效果一直堪忧,用户规模也上不去,“Leader向上不太好交代,而且互联网寒冬来了,公司预算也在缩减,再做不出成绩,部门可能会被砍掉,所以为了数据好看,底线都不要了。”
为此,Leader要求把整个页面都设计成用户注册“陷阱”,点击任何位置,哪怕是不小心碰到空白处,都会弹出“手机号提交注册框”。
“这不就是流氓软件吗?!”李诚愤愤不平的反问。
但在Leader高压之下,他很无奈,向开发团队传递指令时,他也很心虚,“我要是说这是老板要求的,就会显得自己很没主张,要是说结果最重要,就显得我不择手段。”
李诚的遭遇不是孤例——大部分互联网公司,无法授予产品经理核心决策权,同时又期待产品人能够承担起增长重任,并以此来评判产品经理的业务水平。也就是说,产品经理要找到一个点,这个点是内部各种角色的平衡点,又是市场的爆点,还是用户的G点,“把我们当神了吧”,李诚苦笑。
对此,投资人子柳曾在其刷屏文章《产品经理的穷途,交互设计的末路》中说,产品经理的功能不该被神化,“很多老板会有一个误区,我的业务上不去是因为产品没做好,产品没做好体现在APP的界面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,体现在不能三步点击找到主功能……这是中了乔布斯和张小龙的毒。你一个卖货的不去上街吆喝,怪货架长得不好看有个毛用?”
而张楠则成为了CEO和开发人员之间的“夹心饼”。她在一家小型电商公司担任产品经理,公司规模不大,只有200多名员工,刚刚拿到A轮融资。
入职3个月后,她就认清了自己的定位:”老板的传声筒,开发的出气筒“。
有一次,张楠拿着开发团队给的项目排期,向CEO汇报,某项目预计三周后上线。老板很不耐烦地训斥她,“太慢了!”
但是,她没有权力向开发施压,只能忐忑地把老板的意思转达给开发Leader。
不出所料,开发Leader当时就黑了脸,人员不充足,老板又逼得紧,心中积压的怨气向张楠倾泻而出,“三周的排期已经要熬夜加班了,怎么可能压缩到两周?你做产品不能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呀!”
张楠压抑着心中的委屈,耐心哄着开发人员一起去见老板,“每一天都神经紧绷,每次去找开发之前,我都要深呼吸做个心理准备,两头受气的日子真不好过。”
没有决策权,又顶着产品负责人的头衔,成为开发、设计等合作团队积怨的出气筒,这是产品人的必修课。
和李诚与部门Leader处处做对不同,张楠对于其名义上的Leader——产品总监,却充满了同情。
CEO对产品的控制事无巨细,像页面文案“更多”非要改成“查看更多”这样的细枝末节,都要亲自干预。
为了催进度,CEO也习惯越过产品总监直接下达指令,还把6个产品经理的工位全都调到办公室门口,方便随时召唤。
找不到位置的产品总监,职责被完全架空,1年后,就主动请辞了。
那一刻,张楠感到特别绝望,“即便以后做成产品总监,处境还是这么糟糕,做产品经理还奔头吗?!”
想不清楚的时候,张楠便画思维导图,分析自己该去该留。一年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提出了离职,去了向往已久的云南散心,在她之前,一起共事的5个产品经理已经走了4个了。
找不到成就感的“工具人”
有一种挫败感叫“不管怎么努力,结果都差别不大”,对此,某大厂产品经理张浩体验地淋漓尽致。
不久前的一次周会上,张浩被部门Leader责问了,起因是半月前,部门大老板让他向APP首页申请流量分配入口,却迟迟没进展。
“你都做了三年产品了,分不清缓急吗?!”一想到老板眼里的不屑和失望,张浩就觉得惶恐不安。
但张浩的委屈说不出口,一出口就像给自己找借口。
他所在的大厂有十几个子业务单元,都想占据APP首页引流获客,开疆扩土。但张浩所在的部门非常边缘,对于公司营收贡献也寥寥无几,“在公司一点话语权都没有”。
“根本办不到,就算是我部门大老板亲自去要入口,也于事无补”,张浩向《财经故事荟》解释,“好比你是开饭馆的,90%的用户来你这里,肯定是为了吃饭,还有极小部分想借用下洗手间,还带不来营收,那就餐区域肯定要比洗手间更显眼,我们部门就是那个洗手间,爹不疼娘不爱。”
如今,惴惴不安的张浩很是担心,“再做不出成绩,就离劝退不远了”。
在某智能硬件公司担任产品经理的陶杰,半年前从数据分析转岗到产品岗,一度激情满怀,如今只做了半年,却已经失去了激情。
他的不满在于公司层级太多,“每个人都能指挥产品如何设计,产品经理反而没多少话语权”。
和朋友吐槽时,他想起了张小龙的那句名言,“每天有5 亿人吐槽微信,每天都有 1 亿人教我做产品”,“但张小龙可以不理那5亿人,我却要天天听命于公司的所有上级”。
“不能做主”是很多产品人的痛,网络上有人调侃,“产品经理确实是产品的看护人,但他只有抚养权,决策权要和很多部门分摊”。
在公司内部,陶杰上面还有三个层级,业务部门各有各的想法,还涉及到外部合作方。他忙于平衡各方利益,加之公司战略方向不清晰,已经变了好几次,“我所负责的业务更注重细水长流的用户运营,短期内不易出现高速增长,现在已经没有初始的激情,产品设计的灵感也日渐枯竭”。
夏欢的挫败感则来自于日复一日的琐碎,“每天都很忙,但不知道忙成了什么”。
10点和开发团队开需求评审会,预计2小时;
13点和设计师讨论设计稿;
14点约了数据分析师看数据;
15点半讨论APP首页改版的产品方案;
16点接到开发召唤,某需求出现异议,要她去确认;
17点30和运营讨论商户拜访计划;
......
她频繁穿梭在各个合作部门间,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沾不到工位,“这样说来我好像很重要,缺了我事情就无法推动,但忙了一天下来,没有一个事情有结果。”
夏欢的困扰并非个例。绝大多数产品经理的日常被沟通需求、汇报方案、写文档、项目跟进等琐碎事务占满。“产品经理是什么”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,不像程序员是“写代码的”,设计师是“画图的”那般,能用通俗易懂的概念去定义。
一位合格的产品经理更像“万金油”,什么都要学,什么都要会,只要是产品相关的知识,都应该掌握,只要和产品相关的场景,都应该出现。
精力被四分五裂,下班后夏欢只能靠追剧来暂时屏蔽现实。
90后的夏欢,8年前一毕业,就碰上了产品经理兴起的大潮。她是某985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佼佼者,还没毕业时,就通过比赛得到了上海某互联网公司的开发岗位,导师赞赏,同学艳羡。
但入职后,每天盯着电脑写代码让她头晕眼花,在跟产品对接需求的过程中,觉得产品经理一职更适合自己。
恰逢当时移动互联网大潮汹涌,产品经理岗位需求大爆发,很多公司从无到有新设立了产品部。
夏欢所在的公司也跟随潮流,外聘了一位阿里系的产品经理,担任部门Leader,她也成功转岗。
作为一个习惯性自省的人,产品的琐碎让她感受不到意义, “我知道自己的工作并非毫无用处,可就算是某个产品功能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上线了,甚至获得了用户好评,为什么我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感呢?!”
她好几年都没想清楚这个问题,直到有次看到心理学大V李松蔚关于意义感的分析,才觉得醍醐灌顶。
李松蔚说,“意义感的本质是,我们能感觉自己和未来、和他人、和更大世界有联系。而坐在钢筋水泥的办公室里,终日和文件、领导打交道的办公室职员,需要耗费额外的心力,来不断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价值,除了薪酬,很难直观感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,也不知道有谁在意自己所做的一切。”
其实,夏欢参与的这款APP应用已有数亿用户,但参与其中的产品经理有好几十位,“再加上开发测试人员可能有上千人,每个人都是螺丝钉,并不是像马化腾乔布斯一样,是最终的拍板者”,所以,夏欢一直无法弥合产品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割裂感。
而大部分产品经理的价值感,可能还远远不如夏欢。截止到2020年底,中国市场上监测到的App数量高达345万款,但其实单个用户平均下载的APP只有四十多个。这也意味着大部分产品经理开发的APP,都沦为了无人问津的“僵尸应用”。
招聘缩五成,上行通道窄
即便觉得价值感缺失,但夏欢依然迟迟没有离开,她留恋这一职位的唯一原因,就是每月三四万元的高薪,以及大厂工带来的安稳感。
单单从薪酬来看,产品经理这一职位的确具备不小的吸引力。拉勾数据显示,2021年,产品经理的薪资每季度都在逐步上涨,第四季度平均月薪为26300元,高于互联网行业大盘。
但到了2021年Q4,产品人的处境开始掉头向下,一方面互联网寒冬之下,裁员消息此起彼伏,产品人也遭受波及。
另一方面,存量时代,整体职位收缩之下,一线执行产品经理的写文档、画原型、推动项目等基础技能,可替代性太强,面临淘汰风险,他们需要新出路,或上行,或转行。
但上行通道,并不那么容易开启。基层产品经理上行遇到的第一坎就是,成长无太多章法可循。
知名产品经理纯银曾说过,“产品感觉是一个玄学,产品经验只要讲出口,就可能失真,理解需求特别悬,没法套路化,很多曾做出过成功产品的人,换一个项目去做,甚至类型差异也不那么大,也会失败”。
因此,“野蛮生长”是很多产品经理难以逃脱的宿命,优秀的指路人如同中彩票一般罕见,大多数产品人只能在跌跌撞撞中摸爬滚打,难以跻身到更高层级。
一些人看到了这个真相,正寻求新的方向。
如今,夏欢彻底离开了互联网大厂,回到了老家三线城市,转型为健身教练,尽管月收入降低到六七千元,她对新角色的适应超乎自己想象,“花了3年的时间权衡利弊,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,才有了临门一脚的勇气”。
新行业也有新痛苦,身为健身教练,夏欢要背负销售KPI。一旦团队业绩不好,8点就被叫起来“集体军训”,晚上下班后还要集体训话2小时,俗称“熬鹰”,工作时长有时甚至超过产品经理。
虽然不尽如人意,但夏欢从来没考虑过回头,“做教练有具体的成就感,当学员在我的指导下学会正确的动作,我就很满足,但做产品没有,我不想再回去了。”
跟夏欢一样喜欢健身的陶杰,如今正面临两难纠结,跳槽去互联网大厂,担心自己又变成螺丝钉,彻底转行做健身教练,很合心意但前景不明确,薪水也太低,担心不稳定。
做了6年产品的刘子明则选择了出来创业,半年后宣告创业失败。
几年前,他曾对产品经理工作抱有很大期望,向几十家互联网公司投递了简历,还单独定制了求职信,只期待找到一个月薪4000元以上的产品助理职位,可谓至诚和疯狂。
后来,他甚至放弃国企Offer来到北京,主动997,半年内就从产品经理升到产品总监。“我以前是很极端,要么轰轰烈烈,要么游戏人间,我喜欢创造,而在我看来产品经理就是一个创造性较强的工种,很适合我。”
但在产品经理赛道上,他高开低走,很快做到了核心层,但却在职场的勾心斗角中,丧失了初心——他喜欢创造,但不喜职场。
“我提了很多方案,老板和VP都不喜欢,让我们硬抄一个市场和需求都很成熟的产品,我们只能照做,后来老板又以产品做的不满意为由,把总监和我开除了。讽刺的是,那个VP出去创业后,用的方案就是我最初提报的那版。”
如今创业失败,他还没想好下一步行动,但绝对不想再去做产品经理了,“有种本能的排斥。”(李诚、张楠、张浩、夏欢、陶杰、刘子明为化名)